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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自由

     讲课自由是学术自由在大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所谓讲课自由指的是大学教授在讲台上有自由传播自己学术观点的权利，也有自由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权利。旧大学里对前一点体现得较好，而对后一点限制颇多。旧大学从体制上说有一长处是今天大学里没有的，就是它在课程的设计上留给了教授很大的自由，简单说就是那时没有今日所谓统编教材，在课程设置好大体范围之后，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术专长选择教材。在旧大学里，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年积累之后，多数都要出版。旧大学教授的学术成果许多就是由讲义而来的，有些学生记下的课堂笔记，多年以后出版，人们也会当做学术成果看，这是旧大学里的一种好传统。由于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如果随便找一本专著来做自己的讲义，那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不但同行会看不起，学生也不买账，那时的教授里不能说没有草包，但相对说来比较少。没有统编教材，也就没有统一考试，所以旧大学里教授的权利是很大的，比如说，当年陈寅格在清华国学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试题就是对对子，他出了上联"孙行者"，请考生对出下联，据说当年对出下联"胡适之"的只有一人，即后来成为古汉语专家的周祖漠先生。当年陈寅格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他就要说明："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李诞《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74页）这虽然是大师的风格，常人难以企及，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当时讲课自由、自由讲课在大学是受到普遍推崇的。

教授的工资

    教授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与他们的工资是有关系的，旧大学里教授的地位高，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由许多实际待遇决定的。30年代梅贻琦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有一个规定，教授工资为300－400元，最高可达500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200元；助教为80－140元；一般职员为30－100元；工人9－25元（据清华大学档案）。难怪当时清华有"神仙老虎狗"的说法，意谓教授是神仙，讲师是老虎，一般人是狗。我们不对这种说法作任何评价，只陈述一个事实，就是说在大学里教授应当是最主要的，教授和一般职员的区别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能不管什么事情都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如果那样，我们就只好把大学也办成工厂，而这是不可能的。清华待遇好在当时的大学里是有名的，所谓"北大老，师大穷，只有清华可通融"。因为清华有庚款为后盾，条件自然在一般大学之上。也许是那时教授人数少的缘故，读书人还是很值钱的。20年代中期，南开著名经济学家何廉从美国回来，初到南开，他在回忆录中说："教工的房租是低廉的，我住在大学教工区的一所配有家具的四间一套式的房子中，每月现洋18块钱。教工之间的社交活动很少。不正当的消费开支既被禁止也不存在，我们衣着俭朴，生活节俭而又心满意足。校园的气氛可谓简朴、安定、满足。"《何廉回忆录》第39页）南开当时还是私立大学，条件不能和国立大学相比，但它也是尽可能为教授提供一切，力争留住好教授。过去办大学的人在对教授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分歧，他们基本上都是梅贻琦所代表的那种风格，即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也。

教授至上

    旧大学里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旧大学里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旧大学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地位以外，在做人做事上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多说不过去的缺点。在旧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旧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教授的自由流动

    旧大学里的教授是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因为有自由流动的机制，也就给教授们提供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过去的教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教授学术上的活力。1932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他说："十一日，书与系主任刘叔雅，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计二日，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友兰）来，言见余与叔雅书，有辞职之说，务请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妨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请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芝生唯唯而去。--二十三日，在清华，刘叔雅来信：学校局面已定，不许余辞职，休假不成问题。此次当教授皆续聘三年，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积微翁回忆录》第63页）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学里是常见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顾额刚来中大，而鲁迅和顾颌刚有积怨，不愿呆在一个学校，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至较低程度。